新华财经上海10月23日电 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风帆正举，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上海国际再保险登记交易中心累计登记规模近1100亿元，业务稳步增长。 22日，记者在2025上海国际再保险会议上获悉，目前，国产商用飞机海外机队保险联合体已完成首单承保，新型风险转移工具进入研究论证阶段，交易流程线上化整体架构基本成型，区块链防篡改、保透明功能发挥初见成效。
面对“十五五”时期生产、消费、贸易等领域的发展新变化，相关保险需求也提出新的要求，我国再保险业务发展也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
再保险全产业链条初步形成
推进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是深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升金融市场国际化水平的突破口和抓手。
“在临港新片区建设上海国际再保险登记交易中心、打造国际一流再保险中心，是国家作出的战略部署。”上海金融监管局局长綦相表示，当前，上海国际再保险登记交易中心已实现了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入场机构初具规模、交易结算平稳起步的良好局面。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赵义怀表示，经过各方通力合作，临港新片区国际再保险功能区的发展正从“物理集聚”向“功能拓展”“能级提升”迈进，并将进一步夯实产业根基、打造制度型开放体系、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在上海金融监管局副局长毛利恒看来，四年来，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实现高位起步、稳健发展，实现了产业集聚、业务集中、改革集成。目前有26家相关机构汇聚临港，6家境外机构设立了交易席位，开通交易权限的机构达128家，初步形成了再保险全产业链条。截至三季度末，上海国际再保险登记交易中心累计交易规模达到45亿元，累计登记规模近1100亿元，业务稳步增长。
作为中国再保险市场的主渠道，中国再保深度参与、积极助力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各项工作。中再产险总经理王忠曜表示，中再产险积极探索推广将现有的中国再保系列巨灾模型、“再”系列科技平台在上海落地，提升行业风险识别与承保能力。同时，凭借国内领先的巨灾债券发行管理经验，努力推动、力争国内巨灾债券率先在沪落地。
大量新兴风险保障需求正加速释放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风险和新型风险都对我国保险业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保险的保险”，再保险业务转型发展迎来新的历史机遇。
“各个领域的全面风险保障需求在上升。”毛利恒指出，一方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正在加快转型，科技创新、绿色低碳、航空航天等战略领域快速发展，大量新型风险保障需求持续释放；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在加快“走出去”，亟待再保险行业主动作为，织密中国海外利益“安全网”。
随着全球战略再平衡，国际再保险市场对中国承保能力的诉求也在强化。王忠曜告诉记者，全球再保险市场的趋势变化体现为风险复杂、科技赋能、发展分化三个方面。
他举例，2024年全球自然巨灾导致的保险损失连续五年超过1000亿美元。全球气候变化导致巨额保险损失已成新常态；在贸易保护主义升级的背景下，发生供应链中断与额外通胀的可能性上升，可能引发行业理赔成本增加、盈利水平下滑与保障缺口扩大等一系列不利情形。
科技领域的飞速发展也带来了风险需求的变化。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财险司司长尹江鳌表示，在应对新型风险上，随着信息化、人工智能等发展，生产供给和消费需求正在深刻变化，我国面临着网络安全、低空飞行器等风险如何定价、如何评估损失等挑战。
“传统风险的模型参数经过长期验证，相对可控。而科技保险的模型则建立在大量假设之上，其结构和参数估计存在不确定性，对再保人评估和承保此类风险提出更高要求。”王忠曜进一步表示，相较于传统的巨灾风险，科技风险的尾部则表现出更强烈的系统性和相关性，对再保险的累积风险管理提出更高要求。
构建相适配的监管制度和营商环境
业界认为，应充分发挥再保险“放大器”“调节器”和“连接器”作用，促进保险业实现“敢保”“善保”“会保”。
“目前保险行业仍由欧美市场主导，中国保险业在国际保险业话语权不足，导致我们在定价谈判等方面处于被动。”王忠曜表示，由于风险及定价能力限制，中国保险行业在提供承保能力方面相对谨慎，“走出去”风险的保障规模与交易发生规模仍存在差距，业务渠道有待进一步挖掘。
中国太保产险再保险部总经理王金宝表示，当前国内再保险市场的竞争存在一定的结构性问题。在某些业务类型上，比如车险，再保险市场偏好普遍趋同。而在巨灾类和新型业务类型上，比如新能源、工程险，再保险需求较大，但再保险市场偏好普遍较低，投入资源研究不够，往往出现再保定价和承保能力远远不能满足保险公司需求，难以形成市场竞争格局。
毛利恒表示，相对于全国再保险市场千亿级交易体量而言，上海国际再保险登记交易中心的交易规模占比是远远不够的。下一步，境内业务要再集中，引导头部机构发挥“头雁效应”，分批上平台交易，夯实基本盘。跨境分入要再聚力，探索整合行业承保能力，大船拉小艇，携手闯蓝海。跨境分出业务要再优化，在精准引进承保能力的同时，更要大力引导境外机构上平台交易。
綦相认为，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需要对标国际标准和最佳实践，立足服务境内外机构需求，在差异化偿付能力制度建设、信用评价和担保机制、新型风险转移工具等国际成熟产品引入、跨境业务收入投资便利化、人员出入境开展业务等方面，构建、优化相适配的监管制度和营商环境政策体系，打造我国金融业高水平开放的示范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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