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是大国经济的“压舱石”，关乎国家经济命脉，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并将制造业必须筑牢与粮食饭碗必须端牢同列为“两个必保”，深刻揭示了制造业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根基作用。
当前，我国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多年稳居全球首位，工业体系门类齐全，但大而不强的问题依然存在，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瓶颈亟待突破，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面临考验，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任重道远。有效应对各种困难挑战，努力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承载着双重使命：一方面，肩负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任，主要是通过稳就业促就业筑牢民生保障基础，依托技术扩散促进共同富裕，借助绿色转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另一方面，承担着探索解决工业文明带来的问题的使命，一些西方工业化国家曾深陷技术陷阱与产业空心化困局，而我国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秉承绿色低碳理念，引领制造业走出一条发展新路，努力为全球提供发展权与环境权相统一的新方案。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浪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这一要求既锚定了转型方向，也揭示了破局之道，即以自主创新突破技术垄断，以价值跃升打破“低端锁定”，以系统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探索的是一条兼顾效率与公平、协同技术进步与文明演进的新路径，提供了实现现代化的新选择。
思想理论的科学引领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先进思想理论的引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展壮大实体经济，都离不开制造业，要在推动产业优化升级上继续下功夫”“要立足现有产业基础，扎实推进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推动传统制造业升级，发挥科技创新的增量器作用”。这些重要论述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深刻回应了时代变革的实践要求，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遵循。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明确了制造业发展的价值取向。我国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将改善人民生活、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促进充分就业夯实共同富裕根基，以建设绿色工厂践行生态文明理念，以传承工匠精神塑造工业文化内涵。这种发展观超越了“见物不见人”的观念，使产业进步与人的发展同频共振。
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辩证法则，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方法论指引。面对全球产业链重构挑战，我国一方面深入实施“链长制”，通过建链、延链、补链、强链，形成产业合力，筑牢产业安全根基；另一方面借助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标准“出海”，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深刻把握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还有助于统筹兼顾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当钢铁行业通过超低排放实现“黑”变“绿”，当纺织业通过数字技术赋能走向柔性定制，传统产业焕发的新生机，恰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生动写照。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将科技创新置于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核心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对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技术自主可控方面，强调以新型举国体制攻克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在转型升级方面，强调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在制度创新方面，强调加快形成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
上述思想理论构成有机整体，通过锚定价值坐标、把握方法论要义、解决动力源问题，不仅破解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大而不强的问题，更在哲学层面回应人类文明的共同命题。“中国方案”将价值重塑、制度创新与技术变革熔铸于火热实践，为世界提供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范式。
并联式推进的发展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高度重视制造业发展，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一环”。这蕴含着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和对发展规律的精准把握。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既是对西方传统工业化道路的批判超越，更生动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上世纪50年代的156项重点工程、60年代的三线建设布局、70年代的两次大规模技术引进，构建起了工业的基本骨架，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以后，“以市场换技术”策略嵌入全球价值链，通过开放国内市场吸引外商投资，在承接产业转移中积累规模优势、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制造业增加值跃居世界首位。新时代以来，我国制造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链更加完整，实现质的显著提升和量的稳步增长，综合实力、创新力和竞争力迈上新台阶。C919大飞机翱翔蓝天、复兴号高铁驰骋大地、特高压输电技术领跑全球，标志着我国制造业实现从“跟跑者”向“并跑者”“领跑者”转变。这一历程印证了“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必须靠自力更生”的战略清醒，彰显了自主创新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的关键作用。
我国制造业发展之路的独特性在于实现了“并联式推进”。与西方“轻工业—重工业—服务业”的线性演进模式不同，我国工业化、信息化、智能化三重变革叠加推进，在工业化尚未完成时布局信息化，在信息化深入发展中抢抓智能化机遇。这种发展模式压缩了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进程，使我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除了我们的后发优势外，深层动力更源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通过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技术，通过超大规模市场加速技术迭代，通过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破解转型阵痛。“中国制造”的成功实践，在评价维度上，将单一技术指标转向自主创新、包容性发展、环境可持续性的三维坐标体系，为后发国家打破“低端锁定”提供了新思路。
破解世界难题的中国探索
我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座和关键引擎，也是回应人类工业文明共同挑战的中国答卷。“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战略部署，以独创性实践探索解决全球工业化进程中如何破除“中心—边缘”的依附体系，以及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平衡的难题，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彰显了中国智慧。
在技术治理领域，通过平等协作促进全球技术合作。例如，印尼雅万高铁项目建设期间，从建设到运维，我国通过将专业知识与技术留在当地，助力印尼人才培养，不仅做到“授人以鱼”，更实现了“授人以渔”，将单向技术转移升华为能力共建。
在规则制定维度，实现标准领跑全球。例如，我国独有的特高压输电技术凭借其输送容量大、距离远、造价低、损耗小等优势，解决了巴西“北电南送”难题，是中国方案“走出去”的生动实践；蒙内铁路从规划蓝图走向现实的全过程，采用中国标准打造“建营一体化”体系，其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祛除了一些西方企业“重建设轻维护”的痼疾。这些都是通过更高性价比、更适配当地需求的解决方案，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去依附化”的路径选择。
在生态伦理层面，打破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二元对立的困境。西方传统工业化普遍走过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往往将环境成本转嫁给后发国家，我国则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转化为实践。以宁德时代宜宾工厂为例，作为新能源产业的全球首家电池零碳工厂，该厂区80%以上能源来自于可再生能源水电，每年可减少约40万吨碳排放。
历史正在见证并将持续见证：当中国光伏板在埃及沙漠收集阳光，当中欧班列载着中国制造设备横贯亚欧，这些不仅是产品的流动，更是一种新的观念的传播——它证明制造业可以既创造繁荣又守护生态，既攀登技术高峰又促进公平共享。这些生动实践背后，是中华文明“天人合一”智慧的当代转化，其世界意义在于克服了工业文明发展的弊端。当西方深陷技术霸权与生态赤字困境时，我国以技术共享诠释开放包容，以互利共赢摒弃零和博弈，以绿色产能践行全球担当，在自主创新中守护安全底线，在开放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这种探索超越了“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将“立己达人”的使命情怀转化为“美美与共”的产业实践。
“三化”协同的系统性变革
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关键在于将“三化”协同理念转化为系统性实践。这一路径既非单一技术路线的线性推进，也非局部环节的碎片化调整，而是通过技术突破、制度创新与价值重塑的深度融合，构建制造业转型升级新范式。其中，高端化是方向引领，智能化是手段支撑，绿色化是价值导向，三者构成有机整体。
在高端化升级层面，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突破核心技术壁垒。针对高端芯片、工业软件和航空发动机等关键核心领域，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集中优势资源攻克“卡脖子”技术难题。同时，通过技术改造推动传统产业焕发新生，实现“老树发新枝”，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实现“小苗成大树”，促进新旧动能转换。
在智能化跃迁层面，本质是通过数字技术重塑传统制造业。工业互联网平台连接超万家工厂，实现研发设计、生产管控、供应链协同的全链条数字化；人工智能与5G技术的深度融合，使远程故障诊断、虚拟仿真测试等成为日常生产环节；针对中小企业“不敢转、不会转”的痛点，云平台提供模块化的解决方案。这种大企业建平台服务中小企业的生态模式，有助于筑牢释放数字经济效能的基础，避免产生“技术孤岛”现象，缩小数字鸿沟，加速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在绿色化转型层面，通过突破末端治理思维，转向全生命周期的可持续发展。截至2024年，我国国家级绿色工厂达到6430家，实现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约20%，这些工厂基本实现了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清洁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并且成绩是在保持工业平稳增长的情况下实现的。一系列实践充分证明，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既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实现新型工业化必须抓住的重大机遇。我们必须加快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挺起中国式现代化的产业“脊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作者系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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